调查数据表明：中国人最大的共识是“生活得更美好”——
杨宜音 王俊秀
“十三五”期间，社会关系的调整、社会冲突的发生和化解将进入常态化阶段。在完善法治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同时，应明确把社会心理建设纳入治国方略，在全社会形成和谐共处、奋发进取的社会心态，使全国人民满怀信心、充满活力地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十三五”时期我国社会心理主要特征
(一) 社会心理需求状况
1.新常态下生活满意度在持续上涨后出现下降趋势。我们新近完成的几个大规模抽样调查显示，从2012年开始居民生活满意度出现了小幅下降。国外研究也发现人们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并不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持续上升。生活满意度的不增长或下降与人们需求水平及层次的提高、需求内容的增多之间存在紧密关联。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多数民众的温饱需求已经基本得到满足，但是居民生活满意度却在经历了一个时期持续的上涨后不再增长或出现了下降的趋势。
2.民众需求层次多、标准高、问题多。“十三五”期间首先要面对民众基本生理需求标准提高的问题。洁净的空气、无污染的水、改善的住房条件、高水平的医疗条件、宜居的自然环境、通畅的交通等成为迫切的需求。同时，民众对安全的食品、安全的交通、安全的生产环境、有效的灾害防范等也有更高的要求。从近年来的调查看，安全成为民众最迫切的需求。
其次，在社会性需求上也有新的特点。伴随人口结构变化、职业和地域流动性增大以及相应社会观念的变化，家庭养老育幼的负担和难度增大，生育意愿减弱，家庭的稳定性降低。同时，在陌生人社会和职场压力下，原本由家庭化解冲突、提供支持的功能被转移到社会和政府身上。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过程中，原有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源的作用降低，人们的归属需求、社会支持需求得不到满足。相形之下，陌生人社会必需的契约诚信精神在市场经济建设中还没有形成。
再次，随着民主法治建设不断深入、信息化步伐不断加快，民众的社会参与需求也同步增强，民众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政治参与意识不断提升。社会心理学研究发现，当人们认为自己对社会“如何改变”、“是否改变”无法介入，那么社会和国家就不是“我的”，而是“他们的”、“你们的”社会和国家。这不仅可能导致社会疏离感，社会成员对所在社会漠不关心，还可能使社会、政府、国家成为宣泄负面情绪、责任推诿，甚至是攻击的对象。
(二)社会价值观基本状况
1.个人和人际层面的价值观在发生着变化。随着现代化进程，个人的价值观念发生了一些较为明显的变化，近年的调查发现：（1）强调占有物质的物质主义价值观趋于增强。（2）青年人传统的性观念和传宗接代观念淡化。（3）家庭中传统的亲情为核心的价值观变得更加多元，表现为突出的利益权衡特点。（4）民众的权利观念增强，权力监督的意识和公共参与意愿增强，不满于权力等级区分造成权力距离拉大，认同缩小权力距离的观念，呼吁约束公共权力。（5）现实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越来越隔膜，因此，比以往更迫切地需要仁爱友善的人际关系。（6）人们的公平正义观表现出自我中心和自我服务的特点，即认同公平正义的价值观，也认为社会是比较公平正义的，相信整个世道是合理的，但他人的遭遇是理所当然，唯独自己的遭遇是不合理和不公正的。（7）虽然受环境条件限制，多数人仍认为自己的命运可以改变。（8）市场化进程中人们对于契约观念的认同程度在逐渐提高。
2.社会道德观念和法制意识有待提升。西方道德心理学家认为道德包含五个基本方面：关爱、公平、忠诚、尊重权威、节制和纯洁，而相反的方面，伤害、欺骗、背叛、颠覆和堕落，就是不道德。中国传统道德规范强调仁、义、礼、智、信五常，提倡良善、刚正、恭敬和守信。这些都是各民族、各阶层、各类别人群应该持守的道德基准和底线，而人们从现实生活中不断发生的恶性社会事件中看到的却是道德底线的一次次失守，道德滑坡几乎成为世人普遍的印象。尽管人们在谴责道德缺失，呼唤道德的回归，但是在很多人看来这种诉求是对他人的要求，往往不是自己的身体力行。
社会法制体系的建立虽然成效显著，但是，作为法治社会最核心的公民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却远没有形成，在社会缺乏公德意识的情境下，公民的法律行为养成困难。
3.社会价值观更加多元。社会价值观是隐含在社会结构和制度中的，具有社会控制和社会规范的功能。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尽管人们大都同意中国社会应更鼓励集体主义，但集体主义价值观在不断弱化。2013年调查显示，集体主义在所列的19种“好社会”的价值观中位列末位。新的生态价值观在逐渐形成，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环境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和制约，人们开始摒弃“人类中心”的价值观，这将有利于形成命运共同体意识。
社会价值观变化的突出表现是价值观念更加多元，对同一件事能听到不同的声音，并得到不同理论和社会思潮的支持。
(三)社会情绪基本状况
1.社会情绪总体上是积极的。社会情绪的基调是正向的。2013年调查结果显示，居民日常生活中普遍的情感体验是积极情感，体验到愤怒、担忧、悲哀和厌恶的消极情感相对较少。典型积极情绪者的比例占被调查者的13.5%，典型消极情绪者占8.7%。年龄越大典型积极情绪者比例越高，“50后”及年龄更长者典型积极情绪所占的比例最高；“60后”在两种典型情绪人群中比例相当；“70后”典型消极情绪比例最高；“80后”极端消极情绪略低于前三组，但典型积极情绪所占比例也较低。“90后”两种典型情绪体验比例都最低。
2.负向情绪的引爆点降低，指向性明确。社会转型中社会矛盾和冲突不断凸显，社会情绪是这些矛盾和冲突的核心。一方面，社会矛盾的表现是激烈的社会情绪，另一方面，社会情绪又成为这些矛盾、冲突的动力成分。大量负向情绪的累积成为一种社会情绪气氛，一旦出现诱发因素，情绪强度迅速攀升，成为助推社会事件爆发的情绪能量，使得事件升级。
(四) 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的社会心态特点
1.社会不信任成为群际冲突和社会矛盾的温床。连续三年的调查结果显示，社会一般信任下降，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以信任。群体间的不信任表现为警民、医患、民商等社会关系之间的不信任，也表现为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不信任。
2.阶层意识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近年来调查发现，民众存在比较普遍的底层认同、弱势群体认同，对社会进行两极化分层的现象。一些按照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应该归属于更高阶层的人认为自己属于底层。自认为底层的民众感到更不安全，更不公平，感到获得的社会支持也更低。较高比例的底层认同和弱势群体认同成为一个社会隐患。
3.社会群体更加分化，群体摩擦增加。改革开放以来广受关注的问题是社会结构的分化，而共同的底层认同使得网络或民间总是出现一边倒的声音或行为。对他人进行极化分层，非贫即富，非下即上，非左即右。上下无贯通，中间少过渡。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分化，不同利益、身份、价值观念的群体间的摩擦、冲突也会相应增加。
(五) 对社会状况的感受与预期
1.对未来生活和社会发展持积极预期。调查发现，生活满意度与家庭生活满意度和个人状况满意度相关最高，也与工作、社会保障、环境和就医满意度具有极其显著的相关关系，此外，社会公平、社会信任和社会支持也与生活满意度存在极其显著相关。自我阶层定位越高生活满意度越低；对过去改变的评价越高生活满意度越高；对未来预期越高生活满意度也越高。将近2成居民认为未来5年生活会有较大上升，大约一半居民认为略有上升。
2.感受到社会的分化，存在冲突的潜在风险。尽管人们对社会贫富分化、干群关系多有不满，但调查结果显示，二者并未达到极为严重冲突的境地。调查发现，人们对老板与员工、本地人与外地人、不同民族群体之间、不同宗教信仰群体之间感受到的冲突整体上不太严重。
■“十三五”时期社会心态调节和舆论引导的建议
在“十三五”期间，社会结构调整、不同群体和阶层的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进入了一个常态化阶段，应明确地把社会心理建设、社会心态培育纳入治国方略中，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调动社会心理资源。
（一）从满足民众需求入手，激活全民奔小康的心理动力，引导民众修身齐家，守法有德，有序参与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和心理建设
1.以“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好”为理念，激活民众追求幸福的心理动力。调查数据支持这样的判断：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中国人最大的共识是“生活得更美好”。它能够最大限度地弥合各阶层、各类别之间的冲突。民众的多种需求可以概括为：一要保障生活安全；二要社会平等相处；三要体现自我价值；四要未来充满希望。改革开放初期的15年间，中国有市场经济起飞阶段全民动员的经验，说明社会发展的内部动力在于脱贫致富、建设小康社会的强大需求。应将内部动机充分调动起来，形成中华文明下的“中国精神气质”，以此作为实现中国梦的社会心理动力源。
2.从“修身、齐家”着手，培育健康公民人格，重塑社会道德，树立个人法制观念，培养规范意识和守法行为，鼓励公民参与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中国人生活的基本单位是家庭，家和万事兴。围绕“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好”的主题，利用多种媒体和小环境舆论，强化家庭美德、家庭幸福的价值。要以契约观念、法制观念、伦理观念，处理好群己关系和群际关系，即从“家庭”认同延伸到“家园”认同（社区、社团、城镇、都市、国家），从家庭亲密延伸到社会凝聚。
重塑社会道德首先就是要完善公民人格，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使得青少年能够养成良好的个人习惯和健康人格。推动全社会的私德培育和公德养成，从家庭关系、代际关系等入手培育每个公民具有健康的人际关系，形成勤勉、自制的社会风气，激励每个公民养成自我修养、自我道德完善的“修身”习惯。
个人法制观念的建立也是公民人格培育的重要内容。公民意识只有在公共生活中才能养成，全社会，特别是大众传媒的任务，是要让每一个公民通过公共参与深刻理解公民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全社会形成对于遵守道德和法律行为的褒扬氛围，鼓励公民的公共参与行为，为公民参与提供有效保障，使他们体会到作为公民的自尊和自豪感，体会到公共参与过程中实现个人价值的效能感。
（二）引导社会共享价值观念建设，多途径营造共同感，形成社会共识，增强社会凝聚力
以平等、民主、诚信为社会价值观建设定位。教育、主流媒体以及政府管理部门要大力倡导优良的个人价值观，形成全社会倡导包容、多元的社会价值观。在法律和制度层面制定严格的职业规范和法律，逐步强化个人职业道德和规范，推动全社会形成优良的职业价值观，使得个体成员逐步成为合格的社会成员，使得社会逐渐形成共享价值观，提高社会凝聚力。
在“十三五”期间，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营造共同感，提高社会凝聚力。
1.文化共同感。社会共识有助于共同感的形成，反之亦然。文化的自豪感、独特感、成就感，会形成群体的文化尊严和共同的情感体验。一方面，同文同种，同甘苦共命运，最容易形成内群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另一方面，最容易启动对外群体的文化辨识和区隔。
2.命运共同感。要使民众认识到风险社会下无论是自然环境风险，还是社会风险，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处在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因此，人们必须团结一致，共同面对。以合作的力量感、共鸣的一体感共克时艰。
3.发展共同感。要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共担发展的风险和代价。在这一点上，没有人可以独享好处，也没有人命中就是替罪羔羊。通过公正分配资源，缩小贫富差距，缩小权力距离，缩小社会距离来重拾信心，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同甘共苦，共建家园。
（三）以中国梦作为全民共同的未来预期，调动文化心理资源，适度预期，形成生生不息的发展源泉
预期是中国文化心理的特征之一。中国文化的时间取向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纵向传承。因此，对比今昔的思维方式，可以让人满足，也让人期待。中国人勤俭持家，为孩子是最大的生活动力和行为理由。预期孩子会比自己生活得更好，是最朴素的愿望和最大的生活动力。中国梦，一定要定位于中国人家庭的梦，随后逐渐从身边开始，培育超越家庭的梦想，而不要直接定位于民族的梦、国家的梦，要大而化小，小大关联。
要适度预期。预期过高，承受力小，不满情绪强。预期过低，得过且过，缺乏动力。适度预期的形成需要横向比较，也要纵向比较，要让数字说话，让体验说话，让普通人说话。要让民众了解，社会发展一定有局限，有困难，有阶段，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摸索、借鉴、配合、妥协、协商、忍耐、等待。这样的预期才有助于形成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四）通过新媒体引导社会心态，注重研究社会心态
互联网使用者基于获取信息的需求，形成加工信息和发布信息的需求。这种高一级的需求偏好群体更能接受间接的、陌生的、公众社会的信息，更能信任制度和专家，也更懂得使用共享的信息，成为信息消费群、信息依赖群和信息加工群。他们从内容和发布对象上选择性地整理信息、评价信息、传播信息。他们把市场信息化，社交信息化，娱乐信息化，在一定的条件下，更容易形成多元、包容的心态，更具有自由意志，也更容易受到感染和动员；更容易透过信息网络得到信息而被连接为网状结构，也更容易各行其是。简言之，更容易凝聚，也更容易四散。引导社会心态要从新媒体使用群着手，摸索新媒体引导规律。
要重视社会心态的研究和监测，对于不同群体和阶层的社会心态研究进行跟踪和实时的监测，了解社会心态变化特点、规律和内部机制，在制定社会政策、公共管理和教育中能够纳入社会心态的视角。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2016年1月11日《北京日报》】